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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进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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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外媒口中“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她曾是《财经》11年的掌舵者和灵魂,她的离开制造了2009年中国传媒界最大的地震。不过,十年蜜月的结束,对胡舒立和《财经》杂志而言,都是一个双输结局,而胡舒立则伤的更重。

  她是外媒口中“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她曾是《财经》11年的掌舵者和灵魂,她的离开制造了2009年中国传媒界最大的地震。现在的她,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里程:一边高校任教,一边创业继续未竞的新闻梦。不过,十年蜜月的结束,对胡舒立和《财经》杂志而言,都是一个双输结局,而胡舒立则伤的更重。南都周刊记者_

  从地铁站出来,步行500米,朝阳门外大街22号。外资银行扎堆的泛利大厦依旧繁忙而富有规律,西装笔挺的白领们不断上楼与下楼,没有人关心这栋大厦19层的一个编辑部里曾发生过怎样的变动。

  这是中国最知名的财经媒体《财经》杂志的办公地点。经过一场内部“革命”后,现在腾挪一新的办公室里,新员工已陆续到位,这里已经没有了原来的旗手和灵魂胡舒立的多少痕迹。

  “我走了,再见。”2009年11月15日19点14分,胡舒立在《财经网》的博客里留下了短短几句话,为过去十一年的坚守做了断,向关心她的读者告别。

  12月18日,避开所有记者的追逐,沉默了一个多月的胡舒立来到广州,出现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的就职典礼上。11分钟的就职演说,她一直满面微笑,发言谨慎克制,甚至演讲稿都是事先就准备好的。这并不是她原来的风格。典礼结束后,对于获知消息早早赶至现场的媒体记者,她婉言谢绝了一切提问,“我还得好好想想”。

  1998年4月18日《财经》杂志创刊,到2009年11月9日正式辞去主编职位,这位56岁的女报人带领她的团队贡献过大量优秀新闻作品,影响和推动了一些重要公共政策的形成与调整,也让这份本属小众的杂志成长为全国首屈一指的严肃新闻大刊,强劲势头,一时无两。

  但这些,都已经属于过去。

  冲突酝酿已久,最终不得已被外化。“兵变”传言在事发前多日即沸沸扬扬,与投资人谈判破裂的现实无可避免,双输态势已成。在胡舒立递交辞呈前后数日,《财经》杂志整个经营团队及大部分采编人员纷纷离开,要与胡舒立共进退。

  现在,此《财经》已非彼《财经》。

  新的杂志无法落定,旧的阵营怎忍割舍,裹挟如此多位饱含新闻理想的记者,她的下一步如何动作至关重要,电脑前写下博客中那三两百字之前,从事新闻行当已近30年的胡舒立,内心的无奈与感伤可以想见。

  1953年生于北京的胡舒立成长于一个新闻世家,她的外公胡仲持是中国新闻界的前辈,大外公胡愈之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国新闻出版界的开拓者,母亲则一直在《工人日报》担任高级编辑。经过耳濡目染,胡舒立较早地就对新闻有着深刻见解。

  “文革”到来时,胡舒立13岁,之后的几年,她参军、入党、下放,在江苏北部的一所偏僻医院里,一待就是8年,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她才再度回到北京。

  1978年高考,她填报的志愿是北大中文系,但几经辗转却被人大新闻系录取了。1982年,大学毕业不久的胡舒立进入母亲曾经供职的《工人日报》,在国内部做记者。同一年,她与先生苗棣结婚了。2009年6月,在接受《纽约客》杂志记者专访时,胡舒立回忆说,同为人大校友的苗棣出身于军人家庭,长她两岁,当时在历史系读书。二人是在一节英语课上相识,苗棣也曾有过下放农村的经历,二人颇能谈得来。夫妻二人后来的发展路径渐有不同,苗棣进入高校任教至今;而胡舒立则一直将媒体做到了今天,并较早地获得了同行的认可。

  1985年,关于河北省华北油田的一篇揭露性报道让胡舒立在业界崭露头角,也是这一年,她被派往《工人日报》厦门记者站。在厦门,胡舒立凭借个人才华和坚韧性格,建立并发展了自己的关系网,她先后与厦门市政府多位领导有过采访经历并保持着不错的私人关系,而在她曾经采访过的厦门官员当中,时任厦门副市长的习近平令她印象深刻。如今,习已是国家副主席。

  采访技巧与经验的累积,为胡舒立后来的记者道路扩宽和主编生涯做了铺垫。

  之后,受“世界新闻研究所”邀请,胡舒立第一次去美国访问,1987年回国继续在《工人日报》供职,直到1992年离开,前后近10年。其间写成《美国报海见闻录》。

  随后,她转入人生下一站——《中华工商时报》,她的职位是编辑部主任和首席记者,她将这份工作出色地成到了1998年,其间采访了国内众多一流经济学家,做了大量深度报道,成为“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

  1998年,王波明找到了胡舒立,希望她能帮助他成一份新杂志的创设。早在1989年3月15日,由9家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起和集资成立的“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

  简称“联办”)正式运营,从美国归来的金融才俊王波明成为“总干事”,他是这家机构的实际掌舵人。1991年12月,“联办”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

  在采编独立并拥有充裕资金支持等必要条件水到渠成的沟通之后,附属于《证券市场周刊》的《Money》月刊诞生,两年后定名为《财经》并获独立刊号,双周刊模式也代替了月刊,继而一炮打响。其后,“独立、独家、独到”的《财经》理念不断被传播并受到推崇。

  不可否认,在2009年11月分道扬镳之前,作为搭档的王波明与胡舒立曾被认为是最佳组合。

  王、胡二人皆属高干之后,同出生于北京并受到过良好的中西方教育,在各自领域均有建树,二人的合作一度是成功并被业界寄予厚望的,《财经》十余年在品牌和市场上的巨大反响印证了这一点。

  王波明的父亲王炳南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王波明1980年留学美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金融系。留美期间,王波明与周其仁、许小年、高西庆、周小川、王岐山等一众青年经济学者成为至交,并在回国前成立了欧美同学会,吸纳了大批曾留学在外的经济精英。后来,这些朋友分别获得发展机会,成为新时期中国官学商三领域重要人物。

  王波明为胡舒立的新闻理念提供了资金和背景上的支撑,而胡舒立凭借干练、专业的媒体人素养和旺盛的工作激情,带领勤奋而专注的团队锻造出一批批优秀新闻报道。这些报道往往比同行的报道更深入、更独家、更直指问题核心,往往如一枚枚重磅炸弹引起社会回响,成为所报道题目的“新闻终结者”。

  啄木鸟式改良

  在《财经》杂志内部,胡的人格魅力对于该团队十年来的高歌猛进,起到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甚至是灵魂式的。近年来,不少媒体人宁愿降低薪酬、职位从原来供职的媒体去《财经》谋职,除了对新闻理想的追寻外,还有不少是出于对胡舒立个人的景仰与信任。

  《谁为琼民源负责》、《股市忧思录》、《基金黑幕》、《庄家吕梁》、《谁在操纵亿安科技》、《银广夏陷阱》、《谁的鲁能》……凭借缜密的调查,严谨、扎实、专业的表述能力,一系列重磅报道间或出炉,《财经》

  的报道范围和影响力延展至中国社会改革的各个角落。最近几年,每当国内有重大事件发生,总会有读者不自觉地想知道《财经》的记者是否已经前往,他们的报道又是怎样的。

  胡舒立和她率领的《财经》杂志曾引起媒体界的思索与争论:这些独家新闻线索她是如何拿到的;有些题目对于一般媒体来说,碰都不敢碰,调查更是无法想象,胡舒立又是如何突破的;同样是敏感题材,不少媒体先后被整肃停刊,为什么《财经》一直能安然无恙?

  多位资深报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深居国家政治腹地北京的胡舒立以及“联办”,其背后盘根错节的政商网络有力扶助并保护了《财经》杂志及其采编团队的工作,这些资源和背景是国内其他众多媒体所不具备的,而胡舒立理性的新闻专业主义又成为报道的安全基础,二者珠联璧合。

  胡舒立显然并不认同外界关于《财经》政治背景的猜测以及为利益群体代言的说法。在接受《纽约客》记者采访时,她直陈《财经》是在承认现行政府权威的前提下去关注中国改革进程,并希望推动与善,而在渐进式改革这一出发点上,《财经》并不存在为谁代言的问题。

  在胡舒立看来,这个社会要有喜鹊,也必须有啄木鸟,而《财经》希望扮演的,正是一只啄木鸟的角色,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原《财经》杂志副总编辑、胡舒立的大学同班同学杨大明表示,《财经》采访资源的累积是通过一次次扎实的成功采访成的。有些采访对象经过几次接触后,对《财经》理性克制的报道风格和《财经》记者的专业水准逐渐认可,后来就会主动提供一些线索,而这些资源在杂志内部进行整合、共享后,最终形成了团队战斗力的一部分。

  《财经》学术顾问汪丁丁总结说,既坚持效率原则又坚持正义原则,既赞同市场化改革又批判市场之弊端,既引领潮流又批判社会,一个没有批判的市场经济不可能演变为健康的市场经济,同理,一个从不反省的自由社会终将失去自由,这便是《财经》杂志对中国转型期社会根本问题的根本立场,是贯穿始终的新闻追求和取得业界认同的基础。

  十一年的坚持,殊为不易,一朝离散,令人唏嘘。胡舒立说,在这段日子里,她有许多遗憾,也有许多欣慰和兴奋,自认在《财经》这个平台上,她无愧于心。

  胡舒立曾有很多基于新闻业的梦想,有些在出走前已渐次展开并稍有眉目,有些还没有来得及实现。通过不断努力,胡舒立言传身教带出了一支高质量的《财经》新闻队伍,并通过奖学金和记者培训项目等多种形式提携了不少国内媒体新人;她力扩充《财经网》的人员配置,而将《财经》做成彭博社类似的媒体集团曾是她最希望实现的理想之一。

  令人叹惋的是,堡垒竟从内部被瓦解了。

  时至今日,胡舒立本人及王波明代表的“联办”仍没有就双方谈判细节予以公开披露,坊间猜测,办刊理念渐生分歧以及利益分配失衡被认为是造成胡舒立率队出走的直接原因。

  有评论认为,相对于这份全国知名的新闻刊物日渐高涨的声望来说,《财经》对采编的待遇重视不够,普通记者的年薪甚至低于同类报刊水平。尽管聚拢在新闻专业主义和理想主义这面大旗之下,从业者对职业目标的追求是摆在第一位的,但采编团队对收入存有抱怨也是不争的现实。

  强势而敏锐的胡舒立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她曾试与王波明沟通,希望能够改善记者待遇,她亮出了底牌。据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胡舒立向王波明提出了三点要求:其一,采编团队需要持股;其二,杂志要与挂靠单位“全国工商联”脱钩,寻找新的挂靠单位;其三,改变目前法人代表,成立新的《财经》杂志公司,引进小股东。

  熟知内情的人士告知,胡舒立希望控制《财经》进而按照自己的一套编辑理念建构未来,在提升团队待遇的同时,减少采编被掣肘的可能。而对胡舒立的三点要求,王波明仅同意了第一个,后两个条件由于直接关涉“联办”的控制权,只能无果而终。无奈,谁都不肯再退一步,11年的甜蜜合作走到终点,胡舒立选择了离开。“想做的事本来还有许多,愿望不会消失,会化为我和我们的努力,继续下去。”

  只不过,这次在入职中山大学的同时,她也几乎带走了整个创业团队。

  出走事件发生后,一份有关“北京智点原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材料在网络间传播,这份被指“联办”炮制的文字力证明,双方的裂痕由来已久,胡舒立出走之意,也早已有之。

  依照这份材料公布的内容,这家名为“智点原富”的公司,法人代表为《财经》原副主编吴鹏。公司于2008年8月26日在北京工商局海淀分局注册登记,并于2009年9月29日做过一次工商登记变更,注册资本100万元。

  从列出的明细看,这100万元分别来自原《财经》采编经营团队中的33人,各自出资金额及所占比重一目了然。其中,胡舒立出资5万元,持股

  4.98%。

  熟知内情的人士告诉记者,

  9月29日正值胡舒立及《财经》团队与“联办”谈判的最后阶段,但前途不明,已基本落败。

  10月12日,《财经》经营团队整体递交辞呈,拉开《财经》人事变局序幕。总经理吴传晖、副总经理张翔、傅继红、八个部门总监以及经营部门60多人离开。广告、市场和发行等部门留守原阵地的,不足三分之一。

  11月9日,新一期《财经》杂志面世,胡舒立发表题为《创业板的错位与复位》的社论。这是她在《财经》成的最后一篇“财经观察”,也是最后一篇见诸《财经》的稿件。

  与胡舒立入职中山大学备受关注不同,从“联办”出走的原《财经》采编团队140余人及经营团队数十人也在马不停蹄、按部就班地忙碌,他们在为一本新杂志的出笼而努力着。

  12月7日,依托中山大学官网,胡舒立推出“我们网”,陆续登出原《财经》记者的最新文章并发布团队动态,这个网站也成为胡舒立团队对外发布消息的主要窗口。或者,入职中大仅是她离开“联办”后必要的一步腾挪。原《财经》某记者分析认为,将来最有可能的设计是,胡舒立将同时身兼中大院长和新杂志主编二职。

  12月14日,北京朝阳区大望路温特莱中心15层笑声阵阵。由原《财经》团队组建的“财新传媒”在这里宣告成立,经济学家吴敬琏、国务院参事保育钧等人到场祝贺并参加了揭幕仪式。胡舒立、杨大明等《财经》元老与团队成员共同见证了这个新公司的诞生。

  一本即将面世的新闻杂志将在“财新传媒”运作之下推出,暂拟名《财经新闻周刊》,由紫光集团及厚朴基金创办人方风雷出资,与浙报集团合办,采编经营团队则由胡舒立负责召集。不过,由于刊号等问题没有解决,虽然已筹备试刊,真正的新杂志面世暂无时间表,大部分记者依旧处于待业状态。

  某知名报人与王波明及胡舒立分别相熟,他对《南都周刊》记者说,胡舒立的带队出走,实则双方相互博弈又互不退让半步的必然结果,而这样一个结果,也是所有路径选择里最差的一个,相对而言,这件事情对胡舒立的伤害更大。

  他认为,现在的胡舒立有三个问题必须面对:首先,未来的环境还有无可能允许一个新《财经》的出现?《财经》近年来的很多强势报道已惹怒了某些人,她的卷土重来必将引致更为严密的阻挠;其次,目前的市场条件还有没有一个新《财经》成功的足够空间;再次,已成为胡舒立竞争对手的王波明,想必也不会眼睁睁看着胡舒立轻易地站起来,胡舒立新杂志刊号不顺利是否与之牵扯还说不清。

  “当然,在内容上我全相信胡舒立的能力,做出一份好杂志对她来说不难。”他最后说道。

  已接受中大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师聘书的胡舒立,在2009年岁末,给自己,也给她的团队出了一道难题。此刻的尴尬如何渡过,新的杂志又将怎样顺畅推出且保持质量稳定,是件颇费脑筋的难题。

  “将来怎么办?我当然有初步的设想和安排,但景并不很清楚,还要再走再想再谋。好在我们坚信这是个充满机会的时代,机会意味着希望,也意味着压力。没理由放弃,因为机会总在那里。”

  胡舒立说。

  她是外媒口中“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她曾是《财经》11年的掌舵者和灵魂,她的离开制造了2009年中国传媒界最大的地震。不过,十年蜜月的结束,对胡舒立和《财经》杂志而言,都是一个双输结局,而胡舒立则伤的更重。

  她是外媒口中“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她曾是《财经》11年的掌舵者和灵魂,她的离开制造了2009年中国传媒界最大的地震。现在的她,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里程:一边高校任教,一边创业继续未竞的新闻梦。不过,十年蜜月的结束,对胡舒立和《财经》杂志而言,都是一个双输结局,而胡舒立则伤的更重。南都周刊记者_

  从地铁站出来,步行500米,朝阳门外大街22号。外资银行扎堆的泛利大厦依旧繁忙而富有规律,西装笔挺的白领们不断上楼与下楼,没有人关心这栋大厦19层的一个编辑部里曾发生过怎样的变动。

  这是中国最知名的财经媒体《财经》杂志的办公地点。经过一场内部“革命”后,现在腾挪一新的办公室里,新员工已陆续到位,这里已经没有了原来的旗手和灵魂胡舒立的多少痕迹。

  “我走了,再见。”2009年11月15日19点14分,胡舒立在《财经网》的博客里留下了短短几句话,为过去十一年的坚守做了断,向关心她的读者告别。

  12月18日,避开所有记者的追逐,沉默了一个多月的胡舒立来到广州,出现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的就职典礼上。11分钟的就职演说,她一直满面微笑,发言谨慎克制,甚至演讲稿都是事先就准备好的。这并不是她原来的风格。典礼结束后,对于获知消息早早赶至现场的媒体记者,她婉言谢绝了一切提问,“我还得好好想想”。

  1998年4月18日《财经》杂志创刊,到2009年11月9日正式辞去主编职位,这位56岁的女报人带领她的团队贡献过大量优秀新闻作品,影响和推动了一些重要公共政策的形成与调整,也让这份本属小众的杂志成长为全国首屈一指的严肃新闻大刊,强劲势头,一时无两。

  但这些,都已经属于过去。

  冲突酝酿已久,最终不得已被外化。“兵变”传言在事发前多日即沸沸扬扬,与投资人谈判破裂的现实无可避免,双输态势已成。在胡舒立递交辞呈前后数日,《财经》杂志整个经营团队及大部分采编人员纷纷离开,要与胡舒立共进退。

  现在,此《财经》已非彼《财经》。

  新的杂志无法落定,旧的阵营怎忍割舍,裹挟如此多位饱含新闻理想的记者,她的下一步如何动作至关重要,电脑前写下博客中那三两百字之前,从事新闻行当已近30年的胡舒立,内心的无奈与感伤可以想见。

  1953年生于北京的胡舒立成长于一个新闻世家,她的外公胡仲持是中国新闻界的前辈,大外公胡愈之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国新闻出版界的开拓者,母亲则一直在《工人日报》担任高级编辑。经过耳濡目染,胡舒立较早地就对新闻有着深刻见解。

  “文革”到来时,胡舒立13岁,之后的几年,她参军、入党、下放,在江苏北部的一所偏僻医院里,一待就是8年,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她才再度回到北京。

  1978年高考,她填报的志愿是北大中文系,但几经辗转却被人大新闻系录取了。1982年,大学毕业不久的胡舒立进入母亲曾经供职的《工人日报》,在国内部做记者。同一年,她与先生苗棣结婚了。2009年6月,在接受《纽约客》杂志记者专访时,胡舒立回忆说,同为人大校友的苗棣出身于军人家庭,长她两岁,当时在历史系读书。二人是在一节英语课上相识,苗棣也曾有过下放农村的经历,二人颇能谈得来。夫妻二人后来的发展路径渐有不同,苗棣进入高校任教至今;而胡舒立则一直将媒体做到了今天,并较早地获得了同行的认可。

  1985年,关于河北省华北油田的一篇揭露性报道让胡舒立在业界崭露头角,也是这一年,她被派往《工人日报》厦门记者站。在厦门,胡舒立凭借个人才华和坚韧性格,建立并发展了自己的关系网,她先后与厦门市政府多位领导有过采访经历并保持着不错的私人关系,而在她曾经采访过的厦门官员当中,时任厦门副市长的习近平令她印象深刻。如今,习已是国家副主席。

  采访技巧与经验的累积,为胡舒立后来的记者道路扩宽和主编生涯做了铺垫。

  之后,受“世界新闻研究所”邀请,胡舒立第一次去美国访问,1987年回国继续在《工人日报》供职,直到1992年离开,前后近10年。其间写成《美国报海见闻录》。

  随后,她转入人生下一站——《中华工商时报》,她的职位是编辑部主任和首席记者,她将这份工作出色地成到了1998年,其间采访了国内众多一流经济学家,做了大量深度报道,成为“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

  1998年,王波明找到了胡舒立,希望她能帮助他成一份新杂志的创设。早在1989年3月15日,由9家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起和集资成立的“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

  简称“联办”)正式运营,从美国归来的金融才俊王波明成为“总干事”,他是这家机构的实际掌舵人。1991年12月,“联办”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

  在采编独立并拥有充裕资金支持等必要条件水到渠成的沟通之后,附属于《证券市场周刊》的《Money》月刊诞生,两年后定名为《财经》并获独立刊号,双周刊模式也代替了月刊,继而一炮打响。其后,“独立、独家、独到”的《财经》理念不断被传播并受到推崇。

  不可否认,在2009年11月分道扬镳之前,作为搭档的王波明与胡舒立曾被认为是最佳组合。

  王、胡二人皆属高干之后,同出生于北京并受到过良好的中西方教育,在各自领域均有建树,二人的合作一度是成功并被业界寄予厚望的,《财经》十余年在品牌和市场上的巨大反响印证了这一点。

  王波明的父亲王炳南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王波明1980年留学美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金融系。留美期间,王波明与周其仁、许小年、高西庆、周小川、王岐山等一众青年经济学者成为至交,并在回国前成立了欧美同学会,吸纳了大批曾留学在外的经济精英。后来,这些朋友分别获得发展机会,成为新时期中国官学商三领域重要人物。

  王波明为胡舒立的新闻理念提供了资金和背景上的支撑,而胡舒立凭借干练、专业的媒体人素养和旺盛的工作激情,带领勤奋而专注的团队锻造出一批批优秀新闻报道。这些报道往往比同行的报道更深入、更独家、更直指问题核心,往往如一枚枚重磅炸弹引起社会回响,成为所报道题目的“新闻终结者”。

  啄木鸟式改良

  在《财经》杂志内部,胡的人格魅力对于该团队十年来的高歌猛进,起到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甚至是灵魂式的。近年来,不少媒体人宁愿降低薪酬、职位从原来供职的媒体去《财经》谋职,除了对新闻理想的追寻外,还有不少是出于对胡舒立个人的景仰与信任。

  《谁为琼民源负责》、《股市忧思录》、《基金黑幕》、《庄家吕梁》、《谁在操纵亿安科技》、《银广夏陷阱》、《谁的鲁能》……凭借缜密的调查,严谨、扎实、专业的表述能力,一系列重磅报道间或出炉,《财经》

  的报道范围和影响力延展至中国社会改革的各个角落。最近几年,每当国内有重大事件发生,总会有读者不自觉地想知道《财经》的记者是否已经前往,他们的报道又是怎样的。

  胡舒立和她率领的《财经》杂志曾引起媒体界的思索与争论:这些独家新闻线索她是如何拿到的;有些题目对于一般媒体来说,碰都不敢碰,调查更是无法想象,胡舒立又是如何突破的;同样是敏感题材,不少媒体先后被整肃停刊,为什么《财经》一直能安然无恙?

  多位资深报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深居国家政治腹地北京的胡舒立以及“联办”,其背后盘根错节的政商网络有力扶助并保护了《财经》杂志及其采编团队的工作,这些资源和背景是国内其他众多媒体所不具备的,而胡舒立理性的新闻专业主义又成为报道的安全基础,二者珠联璧合。

  胡舒立显然并不认同外界关于《财经》政治背景的猜测以及为利益群体代言的说法。在接受《纽约客》记者采访时,她直陈《财经》是在承认现行政府权威的前提下去关注中国改革进程,并希望推动与善,而在渐进式改革这一出发点上,《财经》并不存在为谁代言的问题。

  在胡舒立看来,这个社会要有喜鹊,也必须有啄木鸟,而《财经》希望扮演的,正是一只啄木鸟的角色,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原《财经》杂志副总编辑、胡舒立的大学同班同学杨大明表示,《财经》采访资源的累积是通过一次次扎实的成功采访成的。有些采访对象经过几次接触后,对《财经》理性克制的报道风格和《财经》记者的专业水准逐渐认可,后来就会主动提供一些线索,而这些资源在杂志内部进行整合、共享后,最终形成了团队战斗力的一部分。

  《财经》学术顾问汪丁丁总结说,既坚持效率原则又坚持正义原则,既赞同市场化改革又批判市场之弊端,既引领潮流又批判社会,一个没有批判的市场经济不可能演变为健康的市场经济,同理,一个从不反省的自由社会终将失去自由,这便是《财经》杂志对中国转型期社会根本问题的根本立场,是贯穿始终的新闻追求和取得业界认同的基础。

  十一年的坚持,殊为不易,一朝离散,令人唏嘘。胡舒立说,在这段日子里,她有许多遗憾,也有许多欣慰和兴奋,自认在《财经》这个平台上,她无愧于心。

  胡舒立曾有很多基于新闻业的梦想,有些在出走前已渐次展开并稍有眉目,有些还没有来得及实现。通过不断努力,胡舒立言传身教带出了一支高质量的《财经》新闻队伍,并通过奖学金和记者培训项目等多种形式提携了不少国内媒体新人;她力扩充《财经网》的人员配置,而将《财经》做成彭博社类似的媒体集团曾是她最希望实现的理想之一。

  令人叹惋的是,堡垒竟从内部被瓦解了。

  时至今日,胡舒立本人及王波明代表的“联办”仍没有就双方谈判细节予以公开披露,坊间猜测,办刊理念渐生分歧以及利益分配失衡被认为是造成胡舒立率队出走的直接原因。

  有评论认为,相对于这份全国知名的新闻刊物日渐高涨的声望来说,《财经》对采编的待遇重视不够,普通记者的年薪甚至低于同类报刊水平。尽管聚拢在新闻专业主义和理想主义这面大旗之下,从业者对职业目标的追求是摆在第一位的,但采编团队对收入存有抱怨也是不争的现实。

  强势而敏锐的胡舒立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她曾试与王波明沟通,希望能够改善记者待遇,她亮出了底牌。据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胡舒立向王波明提出了三点要求:其一,采编团队需要持股;其二,杂志要与挂靠单位“全国工商联”脱钩,寻找新的挂靠单位;其三,改变目前法人代表,成立新的《财经》杂志公司,引进小股东。

  熟知内情的人士告知,胡舒立希望控制《财经》进而按照自己的一套编辑理念建构未来,在提升团队待遇的同时,减少采编被掣肘的可能。而对胡舒立的三点要求,王波明仅同意了第一个,后两个条件由于直接关涉“联办”的控制权,只能无果而终。无奈,谁都不肯再退一步,11年的甜蜜合作走到终点,胡舒立选择了离开。“想做的事本来还有许多,愿望不会消失,会化为我和我们的努力,继续下去。”

  只不过,这次在入职中山大学的同时,她也几乎带走了整个创业团队。

  出走事件发生后,一份有关“北京智点原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材料在网络间传播,这份被指“联办”炮制的文字力证明,双方的裂痕由来已久,胡舒立出走之意,也早已有之。

  依照这份材料公布的内容,这家名为“智点原富”的公司,法人代表为《财经》原副主编吴鹏。公司于2008年8月26日在北京工商局海淀分局注册登记,并于2009年9月29日做过一次工商登记变更,注册资本100万元。

  从列出的明细看,这100万元分别来自原《财经》采编经营团队中的33人,各自出资金额及所占比重一目了然。其中,胡舒立出资5万元,持股

  4.98%。

  熟知内情的人士告诉记者,

  9月29日正值胡舒立及《财经》团队与“联办”谈判的最后阶段,但前途不明,已基本落败。

  10月12日,《财经》经营团队整体递交辞呈,拉开《财经》人事变局序幕。总经理吴传晖、副总经理张翔、傅继红、八个部门总监以及经营部门60多人离开。广告、市场和发行等部门留守原阵地的,不足三分之一。

  11月9日,新一期《财经》杂志面世,胡舒立发表题为《创业板的错位与复位》的社论。这是她在《财经》成的最后一篇“财经观察”,也是最后一篇见诸《财经》的稿件。

  与胡舒立入职中山大学备受关注不同,从“联办”出走的原《财经》采编团队140余人及经营团队数十人也在马不停蹄、按部就班地忙碌,他们在为一本新杂志的出笼而努力着。

  12月7日,依托中山大学官网,胡舒立推出“我们网”,陆续登出原《财经》记者的最新文章并发布团队动态,这个网站也成为胡舒立团队对外发布消息的主要窗口。或者,入职中大仅是她离开“联办”后必要的一步腾挪。原《财经》某记者分析认为,将来最有可能的设计是,胡舒立将同时身兼中大院长和新杂志主编二职。

  12月14日,北京朝阳区大望路温特莱中心15层笑声阵阵。由原《财经》团队组建的“财新传媒”在这里宣告成立,经济学家吴敬琏、国务院参事保育钧等人到场祝贺并参加了揭幕仪式。胡舒立、杨大明等《财经》元老与团队成员共同见证了这个新公司的诞生。

  一本即将面世的新闻杂志将在“财新传媒”运作之下推出,暂拟名《财经新闻周刊》,由紫光集团及厚朴基金创办人方风雷出资,与浙报集团合办,采编经营团队则由胡舒立负责召集。不过,由于刊号等问题没有解决,虽然已筹备试刊,真正的新杂志面世暂无时间表,大部分记者依旧处于待业状态。

  某知名报人与王波明及胡舒立分别相熟,他对《南都周刊》记者说,胡舒立的带队出走,实则双方相互博弈又互不退让半步的必然结果,而这样一个结果,也是所有路径选择里最差的一个,相对而言,这件事情对胡舒立的伤害更大。

  他认为,现在的胡舒立有三个问题必须面对:首先,未来的环境还有无可能允许一个新《财经》的出现?《财经》近年来的很多强势报道已惹怒了某些人,她的卷土重来必将引致更为严密的阻挠;其次,目前的市场条件还有没有一个新《财经》成功的足够空间;再次,已成为胡舒立竞争对手的王波明,想必也不会眼睁睁看着胡舒立轻易地站起来,胡舒立新杂志刊号不顺利是否与之牵扯还说不清。

  “当然,在内容上我全相信胡舒立的能力,做出一份好杂志对她来说不难。”他最后说道。

  已接受中大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师聘书的胡舒立,在2009年岁末,给自己,也给她的团队出了一道难题。此刻的尴尬如何渡过,新的杂志又将怎样顺畅推出且保持质量稳定,是件颇费脑筋的难题。

  “将来怎么办?我当然有初步的设想和安排,但景并不很清楚,还要再走再想再谋。好在我们坚信这是个充满机会的时代,机会意味着希望,也意味着压力。没理由放弃,因为机会总在那里。”

  胡舒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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